梁茜: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现代性境遇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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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现代性境遇

现代性伴随着工业化延续到今天，现代性带来了现代化、经济化、全球化，实现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飞跃。然而，“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负面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弱，而是日益增长”。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不无担忧地说道：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1］（P4～29）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现代化带来的后果渐渐显现出来，现代性境遇下的乡村文化生态价值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1．生态伦理与价值底线的现代性裂变

现代性所带来的破坏性，突出的体现在工业化给生态文明带来的破坏和因此引起的文化生态价值的裂变。马克思·韦伯指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以对文化生态的影响最甚。儒家的生态伦理秉持“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规范，并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的行为实践。这种天人合一，节用爱物的主张被升华为一种道德精神和价值规范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精神中“仁”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45）“人直接的是自然的存在物”，［3］（P135）这与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共通之“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儒家生态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核心。工业社会带来的工具理性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工具理性其实就是价值的物性，即有用性。价值物性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全民追求GDP的年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传统的生态伦理和价值底线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过去那种和谐的生态伦理与价值底线被打破，人们不再畏惧自然，心中的人文情节在淡漠。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贬低”。［2］（P448～449）

2．传统文化生态价值的落寞与人与自然的异化

文化生态价值，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地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ＧＤＰ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中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传统乡村的那种宁静、和谐的环境逐渐被打破，在工具理性急剧膨胀的时代，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谋求经济的增长上。传统乡村那种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和文化传统逐渐被人们抛弃。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异化，人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为最大的德行和道德操守来践行，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方式获取物质利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消弭了人类内心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的结果，便是文化生态价值落寞，环境恶化的到来。恩格斯曾经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环境的恶化、人类生存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3．经济发展与家园失守的二律背反

哲学大师康德指出了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背离、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现象。现代化是以价值物性为主导的时代，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国家民族和地域的局限，经济全球化和文明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的到来。现代化创造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然而，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是价值物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统一。在社会变迁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总是先于精神文明的发展，即价值物性总是先于精神性。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指出：文化各部分并非是同数率的变迁，有些部分的变迁较别的部分快，一般来说，文化中的物质部分首先变迁，其次是文化精神部分，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这种文化各部分变迁速度不一致的现象叫做“文化滞后”或者“文化堕距”。［4］（P419）文化滞后的后果突出的体现为，人们精神的空虚和人情的淡漠，文化生态价值和理想信念的缺乏。当乡村的经济发展起来后，乡村开始城镇化、社区化之后。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极大改善的同时，村民之间的关系却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传统农村的那种家园认同，融洽的关系渐渐走向陌生。农村“半熟人化”越来越明显，乡村这个充满了温馨和故土情怀的字正在渐渐失去它的魅力。经济与精神家园的丧失的二律背反正在中国的乡村显现，传统文化中的故土情怀和道德伦理、文化价值开始走向异化。

二 、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现代性境遇的价值归因

1．价值底线的动摇与生态伦理的失落

价值观是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精神指南，人类与自然保持了长时间的和谐局面。工业化兴起之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工具理性的极端膨胀，使得人类开始抛弃过去那种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伴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进入新世纪以后，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开始显现出来。全球变暖成为当下全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些临海的国家正面临着本世纪被海洋吞没的危险。地震频发、海洋污染、动植物大量死亡，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这些都是自然对人类在过去不尊重自然，破坏自然，不遵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实践的报复。人类与自然的价值底线开始动摇，生态伦理得不到应有的遵守。最终导致了污染的加剧，导致了人类家园的丧失。在追求物质高度发达的时代，生态伦理道德和价值底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往往将物质放在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第一位。近年来中国北方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社会交通和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同样的环境问题在全球都有发生，价值底线的动摇和生态伦理的失落，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个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若我们仍然执迷于对自然攫取的巨大利益。那么，我们终将成为环境的难民，痛失共有的家园。

2．传统道德规范与价值理想的式微

社会的和谐、家园的和谐不单需要物质的支持，还必须要有道德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的力量甚至比物质更加强大。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现代性遭遇，最先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实践，这样的行为实践附加了人对客体的真实态度。工具理性的急剧膨胀，获取利益的机会增多，使得人们开始大胆的跨过道德的底线，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传统乡村的道德规范开始动摇，约束力在逐渐减弱。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那些通过投机取巧获利的人不屑一顾。可是当坚守传统并不能使自己获利的时候，当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投机取巧获利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动摇，开始认可这种行为。克己复礼，节用爱物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修养逐渐被人们遗忘。传统道德规范的衰落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是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为了眼前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的发展。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便是一切以物质为中心，为了获利尔虞我诈，诚信公平和社会正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环境的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也变得相当混乱，难以捉摸。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5］（P48）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教育有待加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广大的乡村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新农村建设的迫切性，农村问题已经不容忽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发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要求。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便是对乡村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的要求。目前中国的农村，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变化。过去乡村那种安土重迁的情况已经被打破，城镇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矛盾，农民价值观的混乱和乡村的稳定，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时代问题。目前的乡村正处在传统的割裂与现代性转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已经深入到农村，影响着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各种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日渐增多，物质至上、拜金主义、官僚主义、封建迷信等各种不良价值观沉渣泛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乡村的建立，面临着一个占据主导阵地，重建农民文化价值观的难题。宣传力度不够、与农民的需要脱节、宣传模式单一、内容枯燥、宣传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普及的瓶颈性难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亟须重新建立，乡村文化和道德秩序的重组、农民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都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下进行。因此，完善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乡村的宣传普及、重塑乡村道德、重建乡村文化生态价值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引导乡村文化生态价值重建的路径

1．恪守价值底线，重建生态伦理

价值物性的极端扩张，导致了精神理性的减弱和人文家园的丧失。海德格尔指出：当前人类对地球的征服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根基的沦丧，技术对物的制造实际上是消灭了物。重价值物性，轻精神理性，将最终导致人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乡村目前面临更多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和价值问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和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并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因此，恪守价值底线，确保价值物性与精神理性的平衡，即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重建乡村生态伦理是当务之急。重建生态伦理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生态伦理的价值规范，即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具体说来是要开展广泛的环保宣传教育，培养农民的环保意识，重塑生态伦理。第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科学思想为精神武器，实现乡村文化生态价值全方位、多层次、统筹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在乡村推广，使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成为指导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有力武器。统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传统的和谐。最终实现乡村生态伦理深入人心、人人秉持，和谐有序的发展。［6］

2．坚定共同理想，重塑道德规范

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重塑道德规范，这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文化生态价值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和睦。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重塑道德规范是实现乡村文化生态价值转型、实现乡村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一，要将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农民的理想相结合，通过实现农民的理想来坚定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识。为此要合理规划、科学布　　局、稳步推进农村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农民的住房梦、医疗梦、养老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解决农村老弱病残的生活问题，使农民切实感到共同理想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从心理上、行动上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二，是要将农村的道德规范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中来，培育新型的道德观。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道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鼓舞，同时与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中的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羔羊跪乳等和谐精神相融合，营造乡邻和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邻里关系，构建天人合一、节用爱物、和谐共荣的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观。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7］

3．塑造核心价值，构建和谐家园

核心价值是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规范，是社会中的成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和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这样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科学的价值观和精神指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指南。目前的乡村正处在传统与现代转型的阵痛期，农民价值观的混乱、精神家园的失守、人文精神的落寞，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培育社会主义新公民，必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乡村、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指导。第一，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对农民存在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教育和引导。如针对乡村近年来赌博成风的行为，作为基层管理机构，有权力和义务对此进行规劝和教育。基层工作人员可以深入到农村地区，对这种不良之风进行劝解和教育，使之认识到错误所在。也可以通过实地走访，帮助农民致富等来促进其提高，对屡教不改者、对社会影响恶劣者，可以送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罚和管教。此外，文化下乡、知识讲座、开展文明乡村建设等活动也是提高农民精神文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措施。第二，重建农民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始终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只有始终与农民的利益相联系，才能获得农民的关注和认可。近年来围绕拆迁发生的种种暴力事件，大部分都与没能做好农民的工作，没能协调好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关。农村的城镇医疗保险、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取消户籍限制等政策的出台，突出的体现了尊重农民利益、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农民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给自身带来的实惠，自然更加坚信和自觉遵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第三，必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效果。首先，是要加强基层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认真对待宣传工作，身体力行的深入乡村，开展各种宣讲活动。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工作中以实际行动影响人、教育人，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8］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的后果无法避免。现代性境遇下的乡村文化生态价值，正面临着价值重建与精神秩序重组的难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引导，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生态伦理为依托，实现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的重建和精神秩序的重组是应对现代性后果，实现乡村精神文明、和谐进步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刘江．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解读现代性的后果［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吴志强，梁茜．人类的起源与生物进化［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6］邓运山．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乡村文化生态危机［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7］吕庆建．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文化健康发展的导向作用［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

［8］杜明娥．生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内［J］．社会科学辑刊，2010，（1）．

（作者简介：梁茜（1964～），女，江西南昌人，硕士，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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